在雷锋的日记里，有不少他做好事受到赞赏、奖赏的记录。1962年元旦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回顾入伍两年来，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了一点成绩，部队党委就授予自己“模范共青团员”和“节约标兵”光荣称号，并给记二等功1次，三等功2次。这使雷锋内心十分激动，决心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，“做各项工作中的红旗手”。
赞赏、奖赏，进一步激发了雷锋的向上之心、向善之行，使人深感：赏者，政之大德也。
毋庸置疑，作为一个地方、一个企业的领导，都希望自己的员工有强烈的向上心和向善心，使氛围似春天般温馨，工作如秋日硕果累累。可是这些未必都能如人所愿。原因有很多，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赏罚不及时、不到位，使赏罚的功能减退、错位。
赏，关系着为政者肯定什么、反对什么，赞扬什么、鞭挞什么。古往今来，有识之士都对赏罚十分重视。唐代史学家吴兢在《贞观政要》中直言：“国家大事，惟赏与罚”；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《乞优赏宋昌言札子》中明言：“国家大政，在于赏罚”；一代伟人邓小平更是充分肯定“应当有奖惩制度”的提议，并且指出，“重在鼓励，重点在奖”。足见“赏”在国家大政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。
赏，是一种赞赏。当雷锋在大年初一的抚顺火车站，为一位老太太拿包袱、扶上车并找好座位时，老太太由衷地赞扬：“你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兵。”善则赏之。这种赞赏，赞的是充满阳光的善心，赏的是躬身行之的善举。
赏，是一种奖赏。雷锋在入伍的两年中，被记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2次。有功就赏，能使为善者日进、围观者思进。这种赏，使德教在不教其中：用肯定之行劝人行善，用榜样之力催人奋进。
赏者，其德在即时。对为善者及时肯定、即时加赏，有益于使行者坚守其善，有利于使观者向往其善。反之，过时而赏，甚至过时不赏，就很难起到正面的激励和导向作用，甚至可能使为善者失其所望，疑其所行；使围观者失其所向，惑其所守。
赏者，其德在核真。天上有真假猴王，地上有真假李逵。假猴王会作乱，假李逵会捣鬼。这就需要核真。赏，不可加于无功，更不可加于假功。无功赏之使人惑，假功赏之使人奸。这就需要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做事考其功，建言考其用，赏当其劳，罚当其罪。
赏者，其德在民心。赏，要听民心、观民意、顺民情。民心不可逆，民意不可忤。赏一人而千万人心悦者，坚决赏之；赏一人而千万人心寒者，决然不赏，且要罚之。因为，民心是杆秤，善恶分得明。
韩非子在《八经》中言：“赏莫如厚，使民利之；誉莫如美，使民荣之”。赏者之德，亦在于此。